采访对象：杨惠兰，杨善洲同志二女儿，1964年8月生，1983年9月参加工作，2019年8月退休。先后在姚关摆马小学、白云小学、姚关中心小学、施甸县示范小学、中共施甸县委党校工作。
采访组：詹应泽 戴子红 张原华 鲁兴勇
采访时间：2017年12月21日
采访地点：施甸县委党校
采访组：杨惠兰同志，您好！都说女儿和爸爸亲，而您的爸爸杨善洲同志常年在外，你们三姐妹很少有爸爸的陪伴，您觉得委屈吗？
杨惠兰：曾经一度，我们三姐妹觉得很委屈。我们三姐妹出生的时候，爸爸都没有回家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是三岁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，当妈妈让我叫“爸爸”的时候，我却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有一天，老师教给我一首好听的儿歌：“爸爸是一棵大树，妈妈是一棵大树。我们是快乐的小鸟，在两棵大树间飞来飞去。”回到家，我背诵给妹妹听，背着，背着，我们姐妹俩抱头痛哭。当我结婚时，爸爸因为工作忙，他没能参加我的婚礼……在相依为命的守望中，妈妈和我们都习惯了爸爸的忙碌。
采访组：杨善洲同志是地委书记，在别人眼里靠着这棵“大树”你们一家有享不完的福，但是您却常常和这棵“大树”怄气，请您谈谈是什么事情让您和爸爸怄气的。
杨惠兰：和爸爸怄气，都是因为爸爸这棵“大树”靠不上。爸爸担任保山地委书记的时候，按当时的政策，妈妈和我们姐妹都可以“农转非”。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，向他报告，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，转手把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。一个地委书记，老伴儿和三个孩子竟然在家当农民，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，可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做的。关于当年不让妈妈和我们姐妹“农转非”的事情，在爸爸晚年，我曾经问过他。他说：“当时，在我们地委机关，大多数局长、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，我这个‘班长’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？”
我在保山一中读书时，爸爸已经是保山地委书记，但是每次假期回家，都是爸爸去给我买车票，然后送我上车。爸爸生前常说：“公家配车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私事怎么能用公家的车呢？”我记得，1981年4月的一天，爸爸与我一起从姚关老家返回保山。当时突遇大雨，我们父女二人到姚关乡政府躲雨。乡领导担心我们的安全，从供销社调来了一辆车来送我们，爸爸硬是不坐。当时，乡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，县委办的同志了解爸爸的脾气，如果是专门派车，爸爸肯定不坐。最后，他们安排了一辆车，朝大路迎面开来，碰面时不停车，相遇几公里后再返回来，借口对我爸爸说刚办完事，可顺便搭乘。爸爸知道这件事后，还是批评了县里派车的同志。
当年，我没能考上大学，想回施甸找点事情做。先是到茶厂做零工，后来又到小学代课。有一次，公安局招人，我去报考了，我还特意给爸爸打了电话，请他打个招呼。可是录取名单出来了却没有我。原来爸爸根本没有打招呼，还告诉我：“打铁要靠本身硬，要堂堂正正做人”，当时我真是气坏了。后来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正式教师，三妹杨慧琴参加招工考试，凭自己的成绩当上了一名普通工人，而大姐一直在农村生活。
我因为和丈夫两地分居，一人带孩子，几次要求爸爸帮我调动工作却都被拒绝。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没有满1岁，我就把他背起来上课，他的尿从我的背上一直往下流，流到鞋子里面。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的爸爸是地委书记呀！
采访组：作为子女，你没能靠上父亲这棵“大树”，那么家里有困难时，父亲有没有特殊关照过？
杨惠兰：父亲最反对干部家属“搞特殊”。1970年，我妹妹出生，家里缺粮，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。有一天，乡民政干部杨位斌来家里，看到了我家的困难，便特意给我家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。事后不久，不知爸爸是怎么知道的，他就问：“难道家里真的没吃的了？”当着众人的面，我妈妈只好说：“家里还有一点点。”当即，爸爸就发火了，训斥我妈：“我是党的干部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我们不要沾公家的一点便宜，领导的家属决不能搞特殊！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给公家！”差不多过了半年，我妈妈硬是东拼西凑，才还清了这笔粮款。妈妈说：“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公家归公家，个人归个人，我晓得他的性格，我可以少吃点，但娃娃们饿着可怜啊……”40多年后，讲起这件事，妈妈仍然一脸的委屈。
采访组：您为您的妈妈觉得委屈吗？
杨惠兰：曾经，我们真为妈妈觉得委屈。爸爸1951年参加工作，1988年退休，随后他又上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0多年。这前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，他很忙，忙得经常顾不了家。我们的妈妈一个人支撑起这个家，她太苦了！然而，也正是从我们这个家庭的遗憾中，我们间接地感受到了爸爸一生的奉献。爸爸和妈妈结婚60多年，我们姐妹曾反复计算过，他们夫妻相聚的日子不会超过两年。爸爸长年在外，妈妈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家里粮食不够吃，她就上山找来野菜度日；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，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，夜晚熬夜编粪箕、扎扫把，然后挑到街上去卖，一分一分地凑学费……那种艰难，只有我妈妈心里最清楚。后来，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三姐妹说：“你们三个，是我像小鸟喂食一样，一嘴一嘴喂大的”、“你爸爸他当他的地委书记，我当我的农民，我们不拖他的后腿”。
采访组：当家里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，杨善洲同志会不会给你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？
杨惠兰：我的爸爸是一个贫穷的“大官儿”。1975年的雨季，家里的老屋一到下雨就漏得不行。我妈妈让人捎信给爸爸，让他凑点钱回家修整老屋。两个多月过去了，爸爸寄回了一封信和30元钱，并在信中出了一条“妙计”：“我实在没有钱，这一点秘书可以作证。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，先买几个盆盆罐罐，哪里漏雨，就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，或者是挪一下床铺，暂时躲避一下；眼下，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，作为一个地委领导，别以为我有钱，我真的没有钱……”看着爸爸出的“妙计”，全家人哭笑不得。
1988年，为了方便他进城给林场办事，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，在县城附近盖起了一间新房。房子盖起后，我妈妈专程找到爸爸商量，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。爸爸东找西搜，拿出了9600元。我妈妈吃惊地问他：“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一小点钱？”爸爸摆了摆手说：“别人不理解我，你还不理解？我真的没有钱！”后来，为了不拖累我们，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给卖了。爸爸的工资并不低，钱究竟到哪里去了？后来，听他身边的几位叔叔说，“你爸爸用钱很‘散’，哪家没有粮食他出钱买，哪个生产队缺种子他出钱垫上……他把‘大家’当成了‘自家’，怎么可能不穷呢。”可爸爸不这样看，有一次，有一位记者对他刨根问底，把爸爸问急了，他便大声地反问记者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哪能光想着自己？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，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，那么，我们常说的‘为人民服务’，不就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？”
采访组：您的妈妈特别不容易，你父亲有没有对她表达过歉疚？
杨惠兰：在爸爸的内心深处，他觉得这一辈子歉疚最多的人就是我的妈妈。1996年我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，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，两次住院，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。他每天都会早早地买好早点带给妈妈，守到夜里很晚才回去，每次吃饭，他都要亲自端到妈妈的床前。然而他生病了，却不要妈妈去看他、陪他。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，妈妈到医院去看望他。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：“你怎么来了?你晕车，以后别来了。我不会有事的。”妈妈说：“我来看你一眼，你好了就回去。”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，这三天，不管如何疼痛，爸爸都强忍着不出声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妈妈担心。
意识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爸爸在状态稍好的时候，反复向我们交代：“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们的母亲。市里奖给我20万，我捐了10万给保山一中，6万给了林场，专门留了4万元给你们的母亲，你们要好好用，让你们的母亲安享晚年，她这一辈子不容易。”弥留之际，他挣扎着叮嘱我们，要把一部分骨灰埋葬在老家的后山上，将来陪伴妈妈。
采访组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理解了父亲的“靠不住”？
杨惠兰：也就是在爸爸退休上山种树之后，爸爸和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了，我听到老百姓的感激和好评多了，这才渐渐理解他。
爸爸去世后，在整理他的文稿时，翻开一本发黄的日记，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对家庭的歉疚：“我出来工作，家庭是很困难的，家有老母亲、老伴儿，后来又有3个娃娃，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……有人说我不仁义，对家庭欠债很多。但是，当时只有这样选择，不然，革命不成功，家庭无从说起……”读到爸爸曾经写下的这段带着温度的文字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，泣不成声！顿时，涌入我脑海的，都是爸爸关心我们的那些美好回忆。
在我读初二的时候，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读书。在保山，爸爸每个月给我买好饭菜票，还给我6块钱的零花钱。有时候，他还会带我去看场电影。有一次，我发现自己的枕头底下多了一把梳子，后来才得知是爸爸给我放的，细心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到了爱美的年龄。还有一次，学校收假，爸爸特意回施甸老家来接我，因为担心赶不上客车，爸爸带着我早上四、五点钟就起来走小路。半路上，我听到狼叫声，非常害怕，他就紧紧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不要害怕。我结婚时，爸爸没给我买过什么，后来我有了孩子，爸爸来看我，发现一家人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塞在一个大纸箱子里，就给了我100块钱，让我去做个衣柜。
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，爸爸回家看过奶奶和妈妈，准备返回林场的时候，奶奶和妈妈起身送他，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摇摇晃晃，他赶紧放下行装，扶奶奶坐下，马上去找医生。晚上，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，整夜守在奶奶身边，陪奶奶说话，给奶奶端药递水。他每天还走路到姚关街，请医生来帮奶奶看病。9天后，奶奶安详的躺在爸爸的怀里离开了人世，享年89岁。
